曾美芳 张承志文学品读
这是西海固民间立场的表达
这是中国底层的正义回声
这是对一名战士吁求人道的声援
张承志《心灵史》研究述评
曾美芳
张承志研究
【摘要】张承志《心灵史》一经出版，由于体裁、题材及其内容的含混性与复杂性，引起学界热议。对于这样一部颇具争议性的作品，考察各时代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梳理发现，《心灵史》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作家精神发展历程与创作历程，文化身份特征的挖掘和全球化语境下的分析等方面。除此之外，近年来关于《心灵史》的文体论，新旧版本对比等方面也有突破点。
【关键词】张承志；《心灵史》；研究述评
1991年，张承志《心灵史》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诚如王安忆所言，“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在刊物上先发表，然后再出书，但它没有，这也看出它不被理解的遭遇”[1]。《心灵史》从出版就伴随着非议，足以想见这部作品的异质性。又如张承志今日所说“它经受了褒贬毁誉的各种顶级的遭遇”[2]。《心灵史》集含混性与特殊性于一体，通过梳理该作品历来的研究，对于把握、理解作品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作家精神历程与创作历程梳理
作家的个人历史与思想动态，与其在特定时期 的文学创作，密不可分。《读奇文，话奇人——张承志<心灵史> 赘言》一文中，以张承志写作历程为切入点，梳理张承志的心路历程，认为张承志从依恋“母亲”的小孩，长成追寻“父亲”的少年，从个体英雄蜕变为群体的英雄，并得出《心灵史》承载张承志本人的心灵转变的结论。这篇文章是最早以张承志的精神历程来阐述写作历程的研究成果，这一角度用全景式的视角考察张承志的思想脉络，有助于我们窥探《心灵史》实质上蕴涵的张承志的动态思想。但是文章在梳理的过程中略显乏力，在表述方面不够用力。相反，程光炜在《< 心灵史 > 的历史地理图》则以更为理性的思维，条分缕析张承志内蒙插队、新疆考古和宁甘青走访三段经历对于他创作《心灵史》的重要影响，认为张承志决定创作《心灵史》最重要的精神诱因也在于此。梳理一个作家的生活方位，以此进行历史定位的做法，在经典作家研究上曾经多次被应用过，如对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研究， 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史成规。显然，程光炜是将张承志的写作纳入主流汉语写作的研究话语内考察，打破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汉族文学的壁垒，相互借鉴。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正确理解及公允评价张承志独特的文学现象，最终取得 对《心灵史》更为深刻的作品阐释力及见解力。同样， 我认为，张承志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大家，梳理他个人的历史地图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的做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发展和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作家的个人历史切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学创作，以点带面，理清作家的写作文脉和思想动态，防止断章取义，甚至是将写作与经历割裂开来。考察作家各时间段的创作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作家作品评价，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思路。
结合张承志的创作及精神变迁来考察《心灵史》，以文本阐释文本，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文本，这是对其经典性解读的认可。将《心灵史》放入张承志的写作历程来考察，以点带面，对张承志 的写作有了较为全局的把握。然而，若是仅仅停留 在作家空间位置的转移，而未将笔触涉及作家思想 发展变化的动因，无异于隔靴搔痒。
二、文化身份特征的挖掘
以《心灵史》为切入点，探讨张承志的文化身份，也是学界持续的关注点之一。《< 穆斯林的葬礼>< 心灵史> 刍议三题》和《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是最早谈及此话题的论文，前者认为《心灵史》是一部宗教文化的史诗，是张承志的信仰自白。《读张承志的“心灵史”》中，王锋则认为《心灵史》书写了回族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且论及“人应该如何生存”的哲学命题，因而有走向世界文学的意义。挖掘《心灵史》的民族特质，阐述该作品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在《略论张承志的回族文化观》中，白草则深刻地指出张承志的血统力量和民族学者身份对于回族文化的论述更具情感化和理性化的特点，由此得出既坚实又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在“理解宗教型人类的状况及其精神”的前提下，把握住“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的正确方法，张承志一方面论述回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同质特点，另一方面又重点剖析了回族文化自身的特质，是一种难以把握的宗教心理。这种宗教心理虽然形成回族文化既有较深刻、美好的文化心理，但同时，又受制于回族的乡约传统和小商传统的外界制约。杨怀中在《回族史论稿》后记中对张承志的研究方法及观点表示了肯定，但白草在赞同的同时也提出了“如果缺乏心灵体验，这种研究方法还是有局限”的质疑。在《论〈心灵史〉的宗教母题叙事》中，谭桂林认为《心灵史》延续了 20世纪中国小说宗教母题叙事的发展，使伊斯兰宗教文化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诗性的阐释与定位 , 并且体现了当代知识者对宗教价值取向自由言说的追求。在文学价值及文学史意义层面，肯定《心灵史》的重要文学地位。在《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读张承志的< 心灵史>》一文中，杨继国则将张承志视为回族代言人，认为张承志对民族题材的选择和大胆表现，对民族史的勇敢探索和民族命运的忠实描写，是受强烈的民族感情驱动。张承志的写法打破了文学常规，借鉴了回族哲合忍耶民间记述家的写作手法，真实而本原地讲述了哲合忍耶的历史故事，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坚韧、敢于受难的回族民族 精神。杨继国评论道 ，《心灵史》的出版是中国回族 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起点的标志，高度肯定 了回族作家张承志所代表的回族文学水平。
除了从张承志的回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来分析 《心灵史》，张承志的另一重身份——知识分子，也相 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 心灵史 > 与知识分子 形象的重塑》一文，王勇认为《心灵史》文本奇特，将研究视点转向知识分子形象的“我”，认为“我”站在民间立场，是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 和立法者的组合体。张承志转向关注底层生活，创 作《心灵史》，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反拨。传统知识分子依赖于体制，站在精英立场上审视问题，忽略了底层深处的生活，在张承志看来这样的探索是不够深入和彻底的。苏涛在《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史—— 重新理解< 心灵史>》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心灵史》是解读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重要文本，将其视为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话语的重要著作。由此，张承志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学者的辨析中得到明晰。
张承志作为回族作家的翘楚，探讨回族的文化 身份，确有必要进行系统而深刻的研究。研究中， 应避免仅仅停留在静止地看待张承志的民族身份， 甚至是淡化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刻意把张承 志的创作变化当作主流汉文学语境中的特殊现象 进行考察，而应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特殊的文 学现象。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对于作 家文化身份的探讨尤显重要。不仅可以探源作家作品文化特色，且对于近年来文化身份焦虑的讨论 而言也同样具有必要性。
三、全球化语境考察
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 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 [3] 。《心灵史》正 是在 90 年代的新思潮传入中国时应运而生。在《“全 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抵抗: 张承志个案》中，龚刚 认为不能断裂地看待张承志的“抗战文学”，要将其异国的受“歧视”经历与他抵制的“新殖民主义”结合看待。张承志认为“全球化”的“世界体制”意味着“西方列强”主宰全球格局，而主宰方式则由“暴力控制”转化为“文化、经济征服”，这种体制的时空对应物就是“新殖民主义”。张承志将“全球化”的 “新殖民主义”与“本土文化”放置在紧张的二元对 立中，他认同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文化——疆域， 以及民族、国家身份，并以“抗战文学”这一话语层 面的文化精神来抵制“新殖民主义”。龚刚在这里 补充了不仅要以话语来对抗，还应落实在制度。他 认为张的自我中心思想有些理想化，应当理性看待 其文本文化的对抗方式，还需要警惕其恶化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笔者认为，龚刚指出了面对现实问题的张承志，所倡导的“理想主义”是不成熟且狂 热的，容易转变成极端主义。旷新年《从 < 心灵史 > 看张承志的写作》一文 ，"把《心灵史》放到资本 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我们才算是走到 了《心灵史》的入口" 。把张承志《心灵史》放在全球化语境下考察，探讨张承志的反抗气质及其在 寻根文学上的意义。他认为张承志的写作是对全 球化的反拨，将哲合忍耶的历史作为反抗的有力武 器。《心灵史》实质上是一种底层立场的充分表达 和反抗姿态的高昂展示，同时包含了张承志对“寻 找文明的出路”的努力。本质上牵涉到人类追求自 由这一个普世性的命题。姚新勇在《呈现、批判与 重建——“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一文中， 进一步剖析《心灵史》所承载的批判力及战斗意识 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姚新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 度重点考察张承志《心灵史》 、《神示的诗篇》 、《荒芜 英雄路》 、《清洁的精神》中六种文化精神的基本构 成要素，通过功能关系分析，这些要素由形式要素 （ 理想主义 ） 与内容要素构成。其中内容要素构成 了“破—立”的关系，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张承志看来属于需要批判的“破”方，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治学方法属于“立”方，而形式要素则为张扬少数民 族文化的理想。姚认为张的理想主义具有结构功能 的整合性，这种整合不仅使张的文本呈现一体性，还整合了张思想中的批判和战斗意识，使“破”与“立”成为有机共同体，而非单一的二元对立，因此在这组 对立关系中还包含着张的一种创新的整体性，姚认 为张想在“建立起坚实的新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对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批判” [5] 。由此，姚新勇分析出张 承志眼中的中国文化在后殖民主义中背腹受敌的困 难处境，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并注入异质 成分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的理想。当然，姚的观点也是毁誉参半，认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无可否认，《心灵史》很好地阐释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这一命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心灵史》 是观察、理解《心灵史》思想上“孤立一隅”的一个 重要视点，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参考价值。由此可 理清张承志的创作思想，得出一条清晰的流脉，即对抗——追求自由——创新建设。然而，全球化是 一个动态的进程 ，“多义性”的《心灵史》所蕴涵的 批判力仍有无尽宝藏，有待更多学者挖掘其中的可 解释性，产生更多的文本意义。
四、文类、文体定性
《心灵史》应归属哪种文体，哪个文类，自出版 以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张承志本人认 为“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 [6] ，彻底否 认了这部作品是纯粹的小说或是历史，或者是宗教 著作 ，“也许它的著作性质就如同它的书名，它只是我本人以及千百万信仰的中国人的心情” [7] 。张承 志仍旧是以文学性的回答对《心灵史》的文体文类 作了说明，对于《心灵史》的体裁没有给出一个定 论。关于《心灵史》文体与文类的观点，学界大致可 分为三种立场。其一是以王安忆为代表，坚定地认 为《心灵史》的文类是文学，并且涉及到了文学的 本质 ，“它直接就是一个心灵世界” [8] 。但在文体方 面，王安忆等以张承志的作家身份为根据，认为《心 灵史》是长篇历史小说，而李咏吟等以叙述方法与 语言为参照点，认为《心灵史》是叙述体史诗。其二是以陈思和为代表，认为《心灵史》是带有文学性的 宗教著作，是以文学笔法写成的教史。其三是以姚 大力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将《心灵史》纳入民族史的范畴，认定其为历史学书籍。《心灵史》涉及哲合忍 耶大量的教史，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历史性著作。在《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 心灵史 >》一文中，黄忠顺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文体发展史的意义角度， 试图强调《心灵史》应该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他认为《心灵史》具备严密的史学著述方式和强烈的抒情欲望，由此推断《心灵史》是新型文体 , 即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此篇论文试图对《心灵史》含混不清的文体作出一个清晰的回应，将《心灵史》视为一个杂糅体，为其命名为以非虚构——抒情历史小说，这个说法值得借鉴，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关于《心灵史》文体的争论，得出定论。
五、新旧版本对比
199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心灵史》第一版。2009年，张承志着手重写了《心灵史》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心灵史（改定版）》（2012）的名义重新出版。但改定版没有正式出版，而是选择了印刻收藏纪念的方式。改定版的问世，引起学界对张承志的又一次热烈讨论。张承志坦言，自己花了 2O年的时间在各处穆斯林的土地上奔走，修改和重写《心灵史》用了三年。“对世界形势、共同体内部之结构、趋向及学术的思考”[9]2015年《文艺争鸣》第 1期开辟了独行者·张承志研究专辑，其中同时刊登了两篇关于《心灵史》新旧版本的论文。一篇为姚新勇与林琳的《激情的校正与坚守——新旧版< 心灵史 > 的对比分析》，该文指出新版删除了大量插入性的抒情和议论文字，删除或弱化了不少涉及宗教方面的激烈性的词语。另外，学术性第三人称的叙述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新旧版在思想内容、精神气质的对比 ：一是中国性的增强，宗教性的弱化 ；二是对“血统论”的批判 ；三是对体制批判性的增强 ；四是建构人民共同体。新版《心灵史》较之旧版有了深度修改，修改后仍旧存在的一些问题，则与张承志所内在的一些痼疾相关联。对比新旧版本，对于《心灵史》这部作品而言，是一种新的探索和研究视点的转向。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张承志的思想流变与创作的关系，又会延伸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
同样是新旧版本的对比研究，杨晓帆则独辟蹊径，重返历史，以改定版的《心灵史》重新阐释“走异路”的张承志，认为这也是张承志革命思考的延宕。在《“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改定版 < 心灵史 > 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一文中，杨晓帆认为初版《心灵史》是张承志携 60 年代革命理想进入 80年代的思考。进入 90年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以及海外旅居而培养的国际视野，让张承志对 80年代知识框架和文学观念感到失望。走异路，逃异地，才能重新阐述历史与个人。为了把他认可的文学观念延续到 90年代，他 与 80 年代分道扬镳，在国际政治局势中清理 60 年 代革命遗产，寻找革命的可能。改定版《心灵史》，文风变得平和审慎，注重与民众的联系，体现了他 自我认同方式的调整 （ 从“人民之子”到“荒芜英 雄 ”） ，以及从“人民”到“阶级”概念认可的转变。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是争夺文明阐释权的行动， 创造文明共同体的实践，而阶级情感则是共同体达 成的基础。改定版《心灵史》，进一步体现了张承志 在意识形态论争下，避免成为某种体制或意识形态 制约下不自觉的发言者的自觉意识。
两篇论文都涉及到张承志。《心灵史》新旧版本问题值得我们关注、讨论，这是作家思想新动态的又一表现。这种“新”也代表着“变”，新旧版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同一作家对同一对象的认知和叙述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着时代大背景的变化，也体现着作家自己的认知变化。笔者认为，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家对世界认知的产物， 更是对自己内心深度发掘的体现。因此，《心灵史》不仅是对宗教和信仰的解说，更是张承志对自己内心的独白解析。由此可见，研究新旧版本的区别和变化，是研究张承志的心路历程至关重要的基石。
六、结语
张承志《心灵史》经过学界数十年的研究淘洗， 研究者对其进行多角度解读。某种程度上，正是作品的含混性与独特性造就了作品可阐释性空间之大。在作家精神发展历程的角度，不仅有《读奇文， 话奇人——张承志< 心灵史> 赘言》全景式视角解读张承志从“个体英雄”到“群体英雄”的精神蜕变，也有程光炜以定位作家历史地图的方式来分析其精神的发展与变化。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有王锋、白草的回民身份认同，也有王勇、苏涛等人的知识分子身份解读。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也有姚新勇、龚刚等人深度剖析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反抗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殖民”，而试图另寻他路保留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而在文类文体以及新旧版本方面，亦有百家之言来探索《心灵史》的文学价值。当《心灵史》从初版时褒贬毁誉，热议纷纭，到如今近 30年，始终是一个未竟的话题。虽然毁誉参半， 但通过列举这五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也恰恰证明了 《心灵史》在少数民族文化、乃至中华文化著作中蕴 含着巨大的精神财富供读者、研究者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