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谈骨气 为题的议论文怎么写

1 谈骨气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话很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学了吴晗的谈骨气,知道文天祥拒绝高官厚禄、穷人不食嗟来之食、闻一多宁死屈,等等都是古代人的骨气,而我们现在呢?我们青少年呢?

有位打工青年在外国老板制造的罚跪事件中,宁愿被开除也决不下跪。多数人赞扬这位

青年有骨气,然而也有一些人说:“只要有钱,跪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

前者值得我们赞赏,而后者却值得人们批判,骨气是一种坚强不屈的气节,是一种英雄

气概,是一种人格、国格。后者不止尚失了自已的人格和骨气也给让我们国家失去颜面,让我们鲜艳的红星红旗变得暗淡。骨气不止是自已的人格,还是国家的国格,做为青少年的我们也要向前者学习。保卫我们高尚的骨气,高尚的人格,高尚的国格。

有一次中国派代表去参加一次全国性少儿比赛,当时中国代表到了以后发现自已国家的国旗没有冉冉升起,代表马上找到了主办方,要求挂上我们中国的国旗,主办方赔理后马上把国旗挂了上去,这件事受到了大家的赞赏,做为青少年我们也应这样,当我们与其它国家交流决不卑恭屈膝。

做为青少年的我们更要有骨气,捍卫自已的骨气,人格和国格。

2 吴晗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谈骨气》的文章。文中,吴先生提出“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点笔者并不否认。但是笔者认为吴先生所谈骨气范围甚小,所举的三个例子,既:文天祥拒降,不食嗟来之食者,闻一多宁死不屈 。表面上好象是体现了有骨气,实际上是钻牛角尖。此话怎讲,请听笔者一一道来。

首先是文天祥拒降。改朝换代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阶段。你的王朝已腐朽,不能再让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就应该让更好的王朝来代替你的王朝。像南宋那样腐败得无药可救的的朝代,死死效忠又是何苦呢?而作为一个男子汉,心中容纳的不仅仅是一个皇帝,一个王朝,更多的应该是国家,百姓。像文天祥那样,与其说他有骨气,不如说他“愚忠”,“死脑筋”。并不是只有像文天祥那样,才能永留青史的。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懂得慧眼识明君,投靠明君,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百姓办事。清初,台湾郑家军水将施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郑家军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了,都是在想着自己如何当皇帝,郑王府之中有的只是勾心斗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而施琅的家人遭到杀害,施琅愤怒不已,投靠了清朝康熙皇帝,一举收复台湾,使得祖国统一,这对现在台湾问题都有着很重大很深远的意义。一目了然,文天祥和施琅的事迹截然不同,但施琅对国家的贡献,为后代子孙的影响却远远大过文天祥。可能有些人会说施琅归顺清朝,本质上是为了“小家”而不是“大国”。但是如果不是施琅之前早就听说过康熙皇帝是明君,和他少时智擒鳌拜的传奇故事,对康熙皇帝的敬佩之情,他是不会来归顺的。又如果康熙是昏君,以一个有是非之分的人来说,他是会离开郑王府,但也不归顺朝廷,独自浪迹天涯或是建立自己的军队。所以说,施琅的选择是明智的,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

然后是那位不食嗟来之食者。一个为了别人是给自己的一个不好的脸色,就不吃饭的人,是个愚蠢的人。在那种闹饥荒的年代,有人给你饭吃已经很不错了,你不但不心怀感激,还怪别人脸色不好,硬是要把自己饿死。那是固执是虚荣!你认为这样别人就会对你感到愧疚吗?不,不会的!别人不但不会感到愧疚,而且还会说:“我给他饭吃了,是他自己傻不吃的,与我何甘?”人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命,为了别人的表情连命都不要,值得吗?的确,也许你接受别人的施舍,别人就会要你帮他做事,那他也没错。无功不受禄,人家救了你的命,你帮别人做点事作为回报,也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生命应该有永不言弃的精神,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中,Lucy答应Jack她永远不会放弃那样,她的坚持让她得以战胜冰冷的海水,挽救了生命。人绝不能放弃生命,为这种肤浅的骨气放弃生命更是不可取的。一个人只有一次获得生命的机会,好好珍惜,只有你有了生命你才能懂得骨气的真正价值!

最后就是闻一多宁死不屈 。民主战士闻一多笔者一直很敬重他,可他这又是何必呢?硬对着敌人的枪口上撞。他这样做还不如先暂时躲避了敌人,暗地里干革命,这样,对于革命的贡献岂不更大?春秋时期,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没有与吴王硬打硬撞,而是天天卧薪尝胆,终于振兴越国,灭掉了吴国,成为了中原霸主。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固然吴先生说谈“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没错,但我认为吴先生并没有说出骨气最根本的实质,真正的骨气是与智慧并存的,懂得识大局,知道孰轻孰重,以长远着想,才是有骨气的真正体现!

3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话中“大丈夫的行为就意味着有骨气。

有骨气是宁折不弯,哪怕血流如注的坚持。

有骨气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超脱。

有骨气是面临抉择时兵举起的明晃晃的刀子时脑海里仍坚定不移的信念,春秋时,齐人在命悬一线时对嗟来之食的不屑,闻一多在被害之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声痛斥,谭嗣同在刑场上“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凛然正气,那名洙海青年对韩国女老板的下跪要求的拍案而起,扬长而去。

骨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禀性。中华民族得以崛起,得以振兴,得以发展,都因为炎黄子孙有着抱紧信念永不低头的勇气和执着。有多少人为了他们自己的信念而献出生命,也许只是为了让别人能幸福安宁开开心心地生活。他们可以对高官厚禄毫不动心,对严刑拷打毫不畏惧,对刺刀扬起高贵的头颅,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只因为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也许在用鲜血和历史铸就的现在,有的人在物欲横流中迷失了自我。他们甚至可以在“主子”面前摇尾乞怜,在金钱面前不择手段。他们忘记了了自己前人的一片丹心,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一种叫骨气的品性。

不过,不管多华丽奢侈的服装也掩饰不了卑贱的灵魂。同样,骨气在华夏血脉中依然会熠熠生辉。懂得“男儿膝下有黄金”的洙海青年,面对凶残歹徒,见义勇为的人民警察,与身居高位的国家蛀虫不屈不挠斗争的老党员,就说明,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光荣品格会一直存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

《谈骨气》运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运用了道理论证和举例论证。

现代·吴晗《谈骨气》原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相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

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记录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3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

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两千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绝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谈骨气》写于1961年春,最初发表在同年3月4日《中国青年报》。其时,正当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艰难途程即将结束的时刻。

在这之前,“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摘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19页。

也就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这个发生重要转变的历史阶段,要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奋勇前进,除了必须依靠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外,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唤起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

为此,就需要大声疾呼,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克服暂时困难。吴晗的《谈骨气》一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

当时,正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叛卖行径,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暂时的严重困难时期。

一部分人在困难面前犹豫彷徨起来,甚至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极少数人则企图从某些国家那里乞求恩赐,想讨根什么魔杖来创造奇迹。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吴晗同志没有动摇,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

他想到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发出的断言:“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他坚信,有骨气的民族,是任何敌人也吓不倒、任何困难也压不垮的,于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毛主席概括出来的这一命题为中心写下了《文天祥的骨气》、《爱国学者顾炎武》、《论民族英雄》、《谈骨气》等一系列论文,有意识地向人们集中进行“骨气教育”。

当时,他的这些著述在增强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人们爱国主义情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骨气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在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在从“四人帮”的严重残害下复苏过来,困难很多,但前途无限灿烂。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困难面前,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文明和繁荣面前,应当保持自己的骨气,有决心、有毅力凭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去克服困难,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谈骨气》一文的现实教育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文章简介:

吴晗的《谈骨气》一文,是一篇以阐发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号召人民团结奋斗为主旨的具有鲜明战斗性的议论文。其中文中的中心论点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作者在文中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例子都与议论的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这三个例子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天祥是宋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

不食“嗟来之食”的黔敖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穷苦平民的代表;民主战士闻一多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但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我们民族自上至下、从古到今有着无数有骨气的人,从而具体地说明了“有骨气”是我们民族可宝贵的精神。

第二,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分别针对着孟子三句话中的一句。文天祥是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的,虽然“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但拒不投降却是他精神品质的核心。黔敖在贫困中不肯放弃做人的尊严,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侮辱。

闻一多藐视特务分子的威胁,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时,以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指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了他们靠暗杀来威胁要求民主的人民群众,靠强暴武力来镇压人民的罪行。

这三个人物所处时代不同,遇到的困难不同,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恰好从三个侧面,十分具体地说明了怎样才算有骨气这个问题。第三,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有不同的特点。文天祥在民族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穷苦的黔敖在富人的施舍面前,矜持不苟。

闻一多在特务的枪口面前慷慨激昂。但他们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由此看来,作者引述的三个例子既是各自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着的;既是各有特色的,又是具有共同本质的。这正说明了作者在选材上的别具匠心。

谈骨气的作者

吴晗:(1909~1969年) 中国历史学家,教授、现代作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县苦竹塘村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大学。一年后浙江大学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颇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学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主要著作有:《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皇权与神权》、《读史札记》、《投枪集》、《海瑞的故事》、《灯下集》、《春天集》、《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传记《朱元璋传》,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吴晗文集》(4卷)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

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

1 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14日,北京市委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吴晗及其夫人袁震举行追悼会。

《谈骨气》全文

谈骨气

原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

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拓展资料: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