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两朝是怎么被蒙满两个少数民族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原王朝衰落期，总是会出现一个强横的北方游牧帝国。这是地缘关系，以及经济特性所决定的。
游牧经济的强烈掠夺性，这是其急剧膨胀和发展的途径，也是其保持政治稳定的唯一路径。而这恰恰和寻求社会秩序稳定来发展农耕经济截然相反。所以二者之间，此起彼伏，折腾了两千多年。
从匈奴到鲜卑，再到突厥，都曾建立起强横的少数民族政权，然而这些政权当时所面对的中原王朝，还是一个相对并未受到儒理文化影响的时期。
中原的儒，笔者倾向于分为两个十分明显的阶段，一个是宋以前尚未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他们有自我改造的一方面，也有促进社会文化进步的一方面。那时儒的精神中包含着开拓进取，尚武建功的思想内涵，有极深的时代烙印。
而到了宋立国之后，因为五代以来之军事强人乱政，凡拥有地方武装的强人们，动辄叛乱，皇帝轮流做。这种极端的乱局，导致宋代政治也呈现了了一个极端发展的趋势。
从赵宋统治者的以文制武，到统治者和文臣联合的以文抑武，文贵武贱的局面形成，从而使得中原王朝在军事上缺乏积极的探索精神，使得中国的历史走向，发展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
尽管，在宋以前有五胡乱华，北方尽为胡人所有的历史时期，但起码南方依然是中原王朝的传统势力，东晋虽弱，却也抵挡住了北朝连番的攻势。
维护统治，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国策极端化发展之后，使得从武将到士兵，不仅政治权力被极大削弱，社会地位也急剧下降，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军队成为国家想要削弱，又想要依仗，同时又甩不掉的财政大包袱。
宋明以来的武人，建立再多的功勋，最终还是要受文臣压制，乃至侮辱，他们被文臣的条条框框所管束，依循的战争指导思想，是来源于文臣们的既要打胜仗，又要警惕武将的复杂心思。
而党对于纯粹依靠军事而存在的北方强大游牧民族，如蒙古，如清，他们就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束缚。因为游牧政权本身就是军人政治，一切政务都极为简单，皆是为战争目标而服务。
双方之间，一方策马游疆，完全为军事而生；一方被动防御，绑缚住手脚上战场，在中原王朝上升期，还能打个平手，等到了下降期，就只能被一步步削弱，直至灭亡。
历史并没有选择蒙元、或者满清，只是中原王朝在不断的前进过程中，选择了另外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来确保统治的稳固，从而酿成了苦果。
元清是我们的朝代，为什么高句丽不是朝鲜韩国的？
因为无论元朝，清朝，高句丽，首都和主要人口，领土都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首先看元朝，元朝其实是蒙古人建立的四大汗国之一，定都北京。忽必烈是中国式的皇帝，而非草原上的大汗。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完全被后继的明朝继承。科尔沁蒙古人（即内蒙古）也是我国民族之一。
然后是清朝，清朝也一样，重心是汉地十八省，定都北京，今天满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
我们再看看高句丽，高句丽的王城文化遗址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就连被韩国电影大吹特吹的击败唐太宗一战的安市城之战，发生地其实就是在我国辽东鞍山。高句丽的主要城市和人口，除平壤外都集中在我国东北境内，而非在朝鲜半岛。
今天朝鲜民族的祖先被称为马韩，辰韩、弁韩，合称三韩。这三个部族起源于今天韩国境内，后来形成了新罗和百济两个国家，而高句丽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馀人。
后来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国，新罗向唐朝求援，于是新罗--唐朝联军一起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后来的新罗发展为今天的朝鲜民族。
也就是说，高句丽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朝鲜民族的敌国。
今日的韩国人认为高句丽是自己的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高句丽灭国后，确实有部分遗民加入了新罗。但是从地域来看，留在高句丽故地的遗民也不见得少啊。
所以无论是从国土，首都所在，人民来说，比起韩国，我国更称得上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清朝屠杀多少汉人？
满清大屠杀满清大屠杀是指明朝灭亡，满清军队侵吞中国的过程中，曾在全国各地遭到了汉族等各族人民的武装抵抗，满清军队为报复汉人的激抗，发生过多次屠杀抗清军民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还有在苏州、南昌、赣州、常熟、沙镇、南京、盩厔、无锡、昆山、嘉兴、海宁、济南、金华、厦门、潮州、同安、沅江、舟山、湘潭、南雄、泾县、大同、浑源、汾州、太谷、泌州、泽州、朔州、四川等地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名称满清大屠杀时间明末清初参战方清军、汉人地点中国结果清军获胜
东北
辽东屠杀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朝鲜《朝鲜王朝实录》
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馀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华北畿南之屠
畿南之屠指的是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五月），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满清军队占领畿南地区，强令汉族剃发易服。当地汉族居民纷纷揭竿而起，反对满清统治。满清朝廷派出军队弹压，对起义者和居民大肆屠戮，连老幼亦不能幸免。大约有五千人被屠杀。史称畿南之屠。
曹州之屠
曹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十月初四日），满清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在山东州曹州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曹州志》和《重修大名府志》等记载，1649年原明东平侯刘泽清密谋与亲信李化鲸反正归明。李化鲸部义军占领鲁西南州县，后为清军三省大军围剿，战败被俘，刘、李两人遇害。满清军入城后屠杀无遗。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曹州之屠。
大同屠杀
大同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满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在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8年（永历二年），满清“大同总兵”姜瓖反正归明，义军迅速占领晋西北、晋南广大地区，直接威胁满清朝廷。清廷调取华北地区绝大部分可以调派的军队进剿，历时将近一年才复占山西全境。姜瓖被叛徒汉奸杀害，大同城破，全城官吏兵民被屠杀。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大同之屠”。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参考文献：“清人所至，无不狼藉，尸则无完肤，人则无完发，烧杀抢掠，乃贼人之便饭矣。”
朔州之屠
朔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满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在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关于朔州的这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城破，悉遭屠戮”，“王师致讨，大兵临城，玉石俱焚，家破人亡……荡然一空”。
汾州之屠
汾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九月至十一月），满清“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
根据《清世祖实录》、《泽州志》和《明清史料》记载，1649年大同失陷后，满清派出军队对晋南地区开展大扫荡，在各地实施大屠杀。明朝巡抚姜建勋、监军道何守忠等殉国。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史称汾州之屠。
泾县之屠
泾县之屠是顺治二年（1645）原明代泾县县令尹民兴流寓泾县，与本县县城诸生赵初浣等率众拒清，据城坚守。清军提督张天禄于八月十六日黎明，统铁骑百余，据东山发炮，城中屋瓦皆震，尹民兴走脱，赵初浣等战死。城陷，男女少长多罹难，仅遗民九十余人。县治官厅公署悉毁于兵火。史称泾县之屠或者乙酉之难。
泾县之屠指的是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八月十七日前后），满清“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明清料》等记载，1646年皖南人民不能容忍满清政权的剃发易服而发动起义，反抗满清统治。义军攻略皖南诸县后，因兵力不足，为满清军队所败。满清军在皖南地区展开疯狂的报复性大屠杀，其中以泾县特为尤甚。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史称泾县之屠或乙酉之难。
江南扬州十日
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嘉兴大屠杀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正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500，000余人遇难。
江阴八十一日
江阴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等人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参考百家讲坛纪连海先生的江阴八十一日讲座）此役，10万江阴百姓面对24万清军铁骑，两百多门红衣大炮，血战孤城，抗清81日，击毙清军7万5千余人，亲王3名，大将军18名，最后城破，屠城，无一人降，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被后世称为“江阴
抗清三公
”。后世传纪对江阴的评价：“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江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军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辽东屠杀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朝鲜《朝鲜王朝实录》
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馀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华北畿南之屠
畿南之屠指的是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五月），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满清军队占领畿南地区，强令汉族剃发易服。当地汉族居民纷纷揭竿而起，反对满清统治。满清朝廷派出军队弹压，对起义者和居民大肆屠戮，连老幼亦不能幸免。大约有五千人被屠杀。史称畿南之屠。
曹州之屠
曹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十月初四日），满清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在山东州曹州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曹州志》和《重修大名府志》等记载，1649年原明东平侯刘泽清密谋与亲信李化鲸反正归明。李化鲸部义军占领鲁西南州县，后为清军三省大军围剿，战败被俘，刘、李两人遇害。满清军入城后屠杀无遗。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曹州之屠。
大同屠杀
大同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满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在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8年（永历二年），满清“大同总兵”姜瓖反正归明，义军迅速占领晋西北、晋南广大地区，直接威胁满清朝廷。清廷调取华北地区绝大部分可以调派的军队进剿，历时将近一年才复占山西全境。姜瓖被叛徒汉奸杀害，大同城破，全城官吏兵民被屠杀。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史称“大同之屠”。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
顺治
，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参考文献：“清人所至，无不狼藉，尸则无完肤，人则无完发，烧杀抢掠，乃贼人之便饭矣。”
朔州之屠
朔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满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等在山西大同府、朔州、浑源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关于朔州的这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城破，悉遭屠戮”，“王师致讨，大兵临城，玉石俱焚，家破人亡……荡然一空”。
汾州之屠
汾州之屠指的是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九月至十一月），满清“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清世祖实录》、《泽州志》和《明清史料》记载，1649年大同失陷后，满清派出军队对晋南地区开展大扫荡，在各地实施大屠杀。明朝巡抚姜建勋、监军道何守忠等殉国。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史称汾州之屠。
江淮泾县之屠
泾县之屠是顺治二年（1645）原明代泾县县令尹民兴流寓泾县，与本县县城诸生赵初浣等率众拒清，据城坚守。清军提督张天禄于八月十六日黎明，统铁骑百余，据东山发炮，城中屋瓦皆震，尹民兴走脱，赵初浣等战死。城陷，男女少长多罹难，仅遗民九十余人。县治官厅公署悉毁于兵火。史称泾县之屠或者乙酉之难。
泾县之屠指的是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八月十七日前后），满清“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根据《明清史料》等记载，1646年皖南人民不能容忍满清政权的剃发易服而发动起义，反抗满清统治。义军攻略皖南诸县后，因兵力不足，为满清军队所败。满清军在皖南地区展开疯狂的报复性大屠杀，其中以泾县特为尤甚。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史称泾县之屠或乙酉之难。
江南扬州十日
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嘉兴大屠杀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正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500，000余人遇难。
江阴八十一日
江阴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等人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参考百家讲坛纪连海先生的江阴八十一日讲座）
此役，10万江阴百姓面对24万清军铁骑，两百多门红衣大炮，血战孤城，抗清81日，击毙清军7万5千余人，亲王3名，大将军18名，最后城破，屠城，无一人降，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被后世称为“江阴抗清三公”。后世传纪对江阴的评价：“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江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军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
被屠杀人数
因而清兵屠戮百姓甚众，而且具体数目已难以统计出，只能通过一些史料推算。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54]按照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史》所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国全国有人口6069万，但是当时的中国还需要缴纳人头税，所以民间隐匿了大量人口。许多的专家认为明朝人口顶峰的时候在一亿以上，葛剑雄认为明末人口接近两亿。但是到了明末时期的天灾、瘟疫和疾病、战乱等，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因此清军入关时的人口应在8000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清军凡烧杀三十九年始定。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56]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57]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仅2464万余，当时的总人口也应在6000万左右。所以估计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满清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极端保守的估计最少也有5000万人。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
影响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为什么有些历史学家把宋看做中华民族的正统？
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和汉，三国和五代十国，隨唐金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等等，在中国5000多年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是正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正统政权。
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
进步远远谈不上，文明倒退也没有那么严重，我更喜欢用『禁锢』这个词来形容清朝的统治。
满清得国不正，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讲，明白点的人都清楚，大清是叛出大明统治的，尽管大明在东北的统治是羁縻政策，不怎么在乎当地土人们打生打死，可名义上他们还是归大明节制的。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治中国天然缺少法理依据，无论怎么包装，都难以洗掉异族政权的奴役汉人的侵略者形象。同时满清得统治者们也不愿意与中国汉人融为一体，毫无差别，毕竟如果大家都一样了，满洲太君们哪里来的特权优待，八旗子弟们哪里来的铁杆庄稼。
是故，终满清276年，始终对汉人即利用又打压，防备之心大于融入之心。他们一方面以中国自居，另一方面却又以外来者而治中国。在这种极复杂又矛盾的心理下，满清的统治者们对中国的统治跟脚，是禁锢汉人思想，奴役汉人劳作的残酷努力式统治。哪怕，终满清一代，科举制度依然是汉人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但通过满汉之间的区别对待，以及各种民族政策压制，使得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扭曲，汉人们以做奴才而自豪。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言论的开放，文艺的发展。毕竟，只有人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能够有更多接触知识点机会，从而成为一个有思想，且敢于思想的人，这个社会才会逐步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人类那些伟大的思想结晶。
自元代以后，中国封建王朝中央集权日益完善，皇帝的权力逐步发展到了顶点，明代还有一个内阁可以制衡，到了清代以后，由于异族统治，儒家为了在满清获得一直以来的政治利益，甘于跪舔统治阶级，不惜改动经典来迎合满清旗人们，实在无耻之极，在此种情形下，清代的君权毫无限制，皇帝一言而决，无人敢言。
是故，自满清起，汉人士大夫们天然就矮了满清统治者们一头，在政治上被压制，而在文化思想上，却又因民族之间的敏感不敢轻易发声，特别是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越演越烈的文字狱，使得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再无人敢著书立论，敢议论时政。
这对一个民族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伤害，没有思想的民族，是不可能有进步的。大清统治的276年间，满人们骑在汉人头上骄奢淫逸、汉人们活成行尸走肉，上至阁臣巨宦，下至寡民黔首，无不得过且过，艰难度日。
200多年来，汉人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生活在一种生下来就套上枷锁，说话都要考虑再三的社会中。不是汉人们没有了血性，而是没有了激发血性的思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忍让，使得满人奴役汉人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很难动摇。
故而到了19世纪以后，国人是麻木不仁的，国人是事不关己的，国人是愚昧无知的，因为早在200年前，他们的思想就已经被入关的满人们用刀枪胁迫着，一点一点改造成了温顺的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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